这时,俱文珍见到,屯田的射士们在麦田里每隔一段,开始种植那传闻当中的草棉。
草棉的种植方法,经护国寺的明玄法师在寺田里两年的摸索,终于总结出一套方法,并印制成《棉圃金方》,分发给整个兴元、凤翔、泾原各处屯所坞堡,由识字的军将或军卒教授。
现在俱文珍只见到田头,若是麦田的话,射士们在每垄间,细心地下一颗棉子,若是单纯种棉的田亩,则每隔一步远,下两颗棉子,因明玄法师在《棉圃金方》当中再三强调,草棉这种作物和稻麦等不同,只喜欢稀疏的种植,如果种植得过稠,则根本不会“结实”。
现在为了推广种草棉,高文下令凤翔、兴元和泾原的所有军屯、羌屯和遣屯(散屯、官屯随意),每五十亩地必须匀出十亩来种棉,其他的田野里则同样间种,待到收获后由当地监司一并统购,再分发给各户抽丝织造。
另外高岳还规定,射士、罪人、党羌等屯田同时,如完成责成令规定的收获外,允许自备牲畜和牛马垦辟新田:至于新开辟出来的田地,高岳极力鼓励种植芸薹、胡麻等经济作物,他在晓谕的牒文里苦口婆心地对军民们三令五申:“各府统统种粟麦,不出一两载灵州又有大宗谷物输入,西北谷物必贱,虽有和籴法,也必损害你等收益,不如多种棉、芸薹、胡麻,多牧犏牛、驮马,棉布、芸薹油、胡麻油可贩售于北塞,牛马则可贩售于荆南、蜀地,如此家计方不会失坠。”
至于新的“廓坊户”政策,高岳同样为射士、将兵们操碎了心,立牒文木扎说:“射士有田,将兵有饷,然终究不是长久计——试问二代有子女为五,三代后子女便五五又得二十五,那一顷地,那三十贯饷,如何够口分?哪怕京师里为员外郎、郎中的,家口如多,也将困顿,以至于有乞食寺庙,子女冻馁者。我凤翔、兴元两府,不禁户籍、生计,出身编户、遣犯、军卒门第子弟女男者,皆可酿酒,可煎茶,可织造,可养蚕,可为脚力,可为店肆,可为读书进士......”说白了,就是高岳以法令模式强制种棉,也以法令模式松弛了身份制度,开始重视商人、工匠的诉求利益——反正中央政府对基层的人身控制,已远不如盛唐前那么严格,高岳这样做,不过是考虑到了历史进程,稍微添加点个人奋斗而已。
这时俱文珍还见到村头立着的木扎,在大尹的文字下,还附带着首诗歌,是高岳将隋末唐初的诗人王梵志的诗歌改头换面下,劝勉百姓为“廓坊户”,学习工商手艺:
工匠须学巧;
巧即富相报。
身今不为奴,
妻亦披锦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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