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士的牌子好写,人家毕竟见过大世面,那举人怎么办?不能写中进士,也不能写两榜,放心,办法是人想出来的。举人出门的时候,由于可写的不多,他们充分发挥了创造力。
比如他是丁寅年江西乡试中举的,就写个牌子“丁寅举人”;再想想,老子在县衙是主簿(正九品),官位低是低了点,但也是官嘛,于是第二个牌子就写“某县主簿”;此外还有什么何年何月被表彰过、有何政绩,都可以写上去,反正能骗骗老百姓就行了。
正是这样的诱惑,使得无数人前仆后继,向着官位前进,可正如前面所说,当官哪有那么容易呢,朱元璋及他的子孙们早就为他们设置了最困难的一道关卡,这道关卡不但改变了历史悠久的科举制度,让无数人陷入极端的痛苦中,在某种程度上,它还影响了中国未来几百年的命运。
这道关卡就是八股。
八股
这是一个很值得一提的现象,八股可以说是明朝的发明创造,这套玩意儿自朱元璋起,到明朝中期发展完善,影响了后来近五百年的知识分子,不可不说。
学子们的考试科目分为三场:第一场考经义,也就是四书五经;第二场考试实用文体写作;第三场考时务策论,也就是给你个事情让你分析,颇有点应用文的意思。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经义,这是取士的关键。
那时候的考生们不像现在的学生考试前要复习很多内容,对他们而言,只要背好四书五经就行了,题目只能在这里出,不可能有别的题目。范围相当小,背起来容易,而且写文章时有规定的字数,一般不超过五百字,不像现在的某些命题作文动不动就要千字以上。这么看来,当年的考试似乎要容易些,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关键在于格式和个人发挥。八股文分为破题、承题、起讲、入题、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几个部分,其中精华部分是起股、中股、后股、束股,这四个部分你不能随便写的,必须用排比对偶句,共有八股,所以叫八股文。
这种写法十分古板,你想多写一个字也不行,真是害人不浅,很多人都是一边写一边乱编,只为了凑字数,达到对偶的效果。文字表面上看,十分整齐,细看下内容,废话满篇。
痛苦的不仅是考生,还有出题的老师,四书五经只有那么多字,各级考试都从里面出题,而出过的题一般是不能再用的,于是老师们奇计百出,把四书五经上下句割裂开,单独拿来出题,如把一句话斩头去尾,只用中间的几个字拿来考人,这种语句不通、张冠李戴的词句,连老师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何况学生呢?
结果就是糊涂考糊涂,出题的人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考试的人也不知道,这样考出来的是什么人才?
八股说到底是一种形式而已,就算古板,应该也不会造成太大的负面影响,别急,明朝统治者们还有杀手锏,这一招才是最厉害的。
明朝规定,所有的文章不能有自己的想法,必须仿照古人立言,即要按照圣人的思想去写文章,这个圣人是谁呢?朱熹。
朱熹曾经给四书写过注,也就是标注他自己的理解,然而这些理解被统治者看上,要求所有的学子必须按照朱圣人当年的思维来答题。
天可怜见!朱圣人当年可能在上茅厕时想出一句,写下来,吃饭时又想出一句,写下来,本来就作不得准,而过了上百年居然要所有的人按照他的思维方式来思考,确实是一种折磨。
这可就苦了明朝学子们,叫天不应,谁知道这家伙当年到底是什么样的思维,只能自己慢慢猜、慢慢把握,所谓搞不懂就问人,搞得懂就教人,实在没有人懂就去问神,对这些学子而言并不只是玩笑而已。
无数考生午夜梦回,脑海中挥之不去的就是朱熹那并不俊朗的外貌和并不魁梧的身材,久而久之,有些醒悟过来的人就开始问候朱熹的父母及祖先,似乎这样才能出口恶气。问题在于骂完后还是要考啊,不考就没有官做,这是实际的问题。
在固定的思维、固定的模式下,明朝的学子们开始完成他们的文章,让我们不得不惊叹的是,在如此困难的环境下,考生们仍然写出了很多锦绣文章,在下曾经看过两篇八股状元文,文辞优美,立意深刻,想到这些文章是他们在如此多的限制下写出的,实在令后生晚辈佩服不已。
八股考试的弊端是很多的,选出的人才很多都是书呆子。著名的明朝学者宋濂形容过八股选出来的某些人才,“与之交谈,两目瞪然视,舌木强不能对”,活脱脱一副白痴面孔。
但八股文还是有一定用处的,比如吴敬梓在他的《儒林外史》中曾经写道:“八股文若做得好,随你做什么东西,要诗就诗,要赋就赋,都是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可见,八股文是很多文体写作的基础。更重要的是,在这样的限制下,很多优秀人才更能脱颖而出,如后来的徐阶、高拱、张居正,哪一个不是八股文拿高分的?这些人才是高手中的高手。
总的看来,这一制度还是弊多利少,禁锢人们的思维,害人不浅,其影响深远,直到近代,人们还以考过八股为荣。比如陈独秀和当时的北大校长蒋梦麟都是前清的秀才,陈独秀曾经问蒋梦麟考的是什么秀才,蒋梦麟回答是策论秀才,陈独秀非常得意,哈哈大笑,说自己考的是八股秀才,比策论秀才值钱。蒋梦麟连忙作揖。八股之强悍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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