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词语的灵感,主要来自于熊文灿先生。作为一个没有兵力、没有经验的高级官员,他主要的武器,就是先找这里,再找那里,属于纯忽悠型。
但值得夸奖的是,他的忽悠是很有效果的。在福建的时候,手下只有几个兵,对面有一群海盗,二话不说,先找到了郑芝龙,死乞白赖地隔三差五去找人家(所以后来有的官员弹劾他,说他是求贼),请客送礼,反复招安,终于招来了郑芝龙。
虽然后来证明,郑大人是不大可靠的,但在当时,是绝对够用了。后来他借助郑大人的力量,杀掉了不肯投降的海盗刘香,平定了海乱。
这种空手道的生意,估计熊大人是做上瘾了,所以到中原上任的时候,他也玩了同一套把戏,先here招降了刘国能,再用刘国能,there招降了张献忠,here and there,无本生意,非常高明。
但这种生意有个问题,因为熊大人本人并无任何实力,只要here不行,或者there不行,他就不行了。
张献忠就是个不行的人,按照他的习惯,投降的时候,就要想好几时再造反,所以刚开始,他就不肯缴械。当然,这也有个说法,之所以不肯缴械,是因为他认为自己罪孽深重,要留着自己这几杆枪,为朝廷效力。
熊文灿倒是很高兴,表扬了好几次,后来他果真缺兵,去找张献忠要几千人帮忙,张献忠又说还没安顿好,先休整几天。
张献忠住的地方,就在今天襄樊的谷城地区。他老人家在此,基本就是县长了,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每天都要去县城里转一圈,算是视察。他手下的兵也没消停,每天都要刻苦操练。
与此同时,张县长也开始意识到,自己以前的行为是有错误的,比如,每次打仗的时候,都用蛮力,很少动脑子,且部队文化太低,没有读过兵法。为了加强理论教育,保证将来再造反的时候,有相当的理论基础,他找来了一个叫做潘独鳌的秀才,给他当军师。
这位潘独鳌到底何许人也,待查。估计是个吴用型的人物,应该是几次举人没考上,又想干点儿事,就开始全心全意地给张献忠干活,具体说就是教书,每天晚上,在张县长的统一带领下,大大小小的头目们跑去听课,课程有好几门,比如孙子兵法等。学习完后,张县长还要大家写出学习心得,结合实际(比如再次造反后,该怎么打仗),分析讨论,学习气氛非常浓烈。
但他所干过最猖狂的事,还是下面这件事。
崇祯十二年(1639)年初的一天,谷城知县阮之钿接到报告,说谷城来了个人,正在和张献忠见面。
阮县令的职责是监视张献忠,加上他还比较尽责,就派了个人去打探看看到底是谁来了,谈了些什么。
没过多久,那人就回来了,他说谈了些什么,就不太知道了,但来的那个人,他认出来了。
谁?
李自成。
阮知县差点儿晕过去。
按照常理,自从一年前被打垮后,李自成应该躲在山沟里艰苦朴素,怎么会出来呢?还这么大摇大摆地见张献忠。
让人难以想象,这个来访者确实是李自成,他是来找张献忠要援助的。
更让人想不到的是,李自成就这么在谷城待了几天,都没人管,又大摇大摆地走了。
其实不是没人管,是没法管。
张献忠之所以嚣张,是因为他手下还有几万人。而熊大人,我说过,他的主要能力,就是这里、那里地忽悠,要真拿刀收拾张县长,就没辙了。
而且更麻烦的是,他还收了张献忠的钱。
在明末农民起义的许多头领里,张头领是个异类,异就异在他不太像绿林好汉,反而很像官僚。
比如他在投降后,就马上马不停蹄地开始送礼。从熊文灿开始,每个月都要去孝敬几趟。而且他还喜欢串门,联络感情,连远在京城的诸位大人,他也没忘了,经常派人去送点儿孝敬。所以每次有什么事,他都知道得比较早。
此外,张县长还很讲礼数。据某些史料讲,他去见上级官员时,还行下跪礼,且非常周到。具有如此天赋,竟然干了这个,实在选错了行。
古语有云:“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而张县长的心,似乎也差不多了,从上到下,都知道他要反,只不过迟早而已。比如左良玉,曾多次上疏,要求解决张献忠,还有阮知县,找熊文灿讲了几次,熊大人没理他,结果气得阮大人回家自尽了。
总之,无论谁说张献忠要反,熊文灿都表示,这是没可能的,张献忠绝不会反。
对此,许多史料都奋笔疾书,说熊大人是白痴,是智商有问题。
我觉得这么说,是典型的人身攻击,熊大人连忽悠都能玩,绝非白痴。他之所以始终不相信张献忠会反,是因为他不能相信。
我相信,此时此刻,熊文灿的脑海里,经常出现这样一番对话,对话的时间是两年前,熊大人刚刚接到调令,在以找死的觉悟准备赴任之前。
对话的地点,是庐山。对话的人,是个和尚,叫做空隐。
熊文灿跑去了庐山,找到空隐,似乎是想算卦,然而还没等他说话,空隐和尚就先说了:
“你错了(公误矣)!”
怎么个错法呢?
“你估量估量,你有能搞定流贼的士兵吗(自度所将兵足制贼死命乎)?”
“不能。”
“有能够指挥大局,独当一面的将领吗(有可属大事、当一面、不烦指挥而定者乎)?”
“没有。”
按照上下文的关系,下一句话应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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