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一切，都是偶然。偶然的灾荒，偶然裁掉驿站，偶然的地点。如果其中任意一个偶然没有发生，也许就不会有最后的灭亡
山东的叛乱是个麻烦事，但要看跟谁比，要跟西北比，就不算个事。
据说朱元璋当年建都的时候，曾经找人算过一卦，大致内容跟现在做生意的差不多，比如这笔生意能做多少年、有什么忌讳等。
据说那位算卦的半仙想了很久，说了八个字：
始于东南，终于西北。
朱元璋建都南京，就是东南，按照这句话的指示，最后收拾他的人，是从西北过来的。
这句话看起来很玄，实际上倒未必。这位半仙懂不懂算卦我不知道，但他肯定是懂历史的，自古以来，中原政权完蛋，自己把自己折腾死的除外，大多数外来的什么匈奴、蒙古，都在西北一带。
但就崇祯而言，肯定是不信的，因为对明朝威胁最大的，是后金。而后金的位置是东北，就算是被灭了，也是始于东南，终于东北。
参考消息
始于东南，终于西北
“始于东南，终于西北”这句话原为司马迁所言，载于《史记·六国年表》，“东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熟。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意为某个掌控性的人物或政权，都是从东南发起，而在西北方取得最终成果。
但事实告诉我们，算卦这种事，有时是很准的。
西北很早就有人闹事了，但原先并不大，最多就是几十个人，抢个商铺，拿几把菜刀，闹完后上山当匪，杀掉的最高官员，也就是个知县，如果混得好，没准儿将来还能招安，当正规军。
但到崇祯元年，事情闹大了。
整个陕西、甘肃一带，民变四起，杀掉知县，只能算起步了，个别地方还干掉了巡抚，而且杀完、抢完且不散伙，经常到处流窜，到哪儿抢哪儿。
这种团伙，史书上称之为“流贼”。
流贼的特点是，四处跑，抢完就走，打一枪换个地方，组织性不强，昨天抢完，今天就走，可以；昨天被抢，今天加入抢别人，也可以。成员流动性很大，但都有固定领导团队。
当时的西北，类似这种团队有很多，优秀的团队管理者也很多，但久而久之，问题出现了，由于成员流动性太大，且没有固定办公场所，团伙成员文化又低，天天跟着混，时间长了，很难分清谁是谁。
为妥善解决这个问题，团队首领们想出了一个绝招——取外号。
所以在崇祯元年，陕西巡抚呈交皇帝的报告上，有如下称呼：
飞天虎、飞山虎、混天王、王和尚、黑杀神、大红狼、小红狼、一丈青、上天龙、过天星。
全是外号。
取这样的外号，是很符合实际需要的，毕竟团队成员文化比较低，你要取个左将军、右都督之类的称号，他也不知道是啥意思，而且这种外号，大都是神魔鬼怪，叫起来相当威风。
至于这上面提到的诸位神魔到底是谁，别问我，我也不知道。
鉴于该行当风险很大，且从业者很多，要是运气不好，刚入行，把外号取好就被干掉，也很正常。而且许多外号由于过于响亮，使用率很高，经常是几个人共用一个外号，要搞清楚谁是谁，实在很难。
无论叫什么，姓甚名谁，其实都无所谓，说这么多，只是要你知道，当时的西北，已经不可收拾。
按一般史书的说法，这种情况之所以出现，是因为明朝末年，朝廷腐败，经济萧条，贪官污吏，苛捐杂税数不胜数，民不聊生，于是铤而走险。
这种说法，就是传说中的套话，虽说不是废话，也差不多。
因为事实并非如此。
参考消息
流贼
流贼，指的是四处流窜的盗贼。《明史》有云“盗贼之祸，历代恒有，至明末李自成、张献忠极矣。史册所载，未有若斯之酷者也。”可见明朝灭亡和李、张等流贼有极大关联。不过，当时内宦外臣等人私心甚重，不以治国为首要，反而倾轧相斗以胜者为荣。正如《明史》所说：“是故明之亡，亡于流贼，而其致亡之本，不在于流贼也。”
明末资本主义萌芽
很多人并不知道，明朝末年的民间经济并没有萧条，比如东南沿海，经济真是没法再好，开生意做买卖，相当红火，大家齐心协力，正在搞资本主义萌芽，萧什么条？
赋税也没多少，以往两百多年，官田的赋税，只有百分之十，民间地主的赋税，最多也就收百分之二十。后来开征三饷也才到百分之四十。当然，个把地主恶霸除外。
西北之所以涌出这么多英雄好汉，只是因为崇祯的运气不好，遇到了一件东西。
《中庸》有云：国之将兴，必有祯祥；国之将亡，必有妖孽。
其实遇到妖孽，倒也没什么，毕竟还有实体，实在不行，找人灭了它。
崇祯遇上的，叫做灾荒。
翻开史书，你会不禁感叹，崇祯同志的运气实在太差：
崇祯元年，陕西旱灾。崇祯二年，陕西旱灾。崇祯三年，陕西旱灾。
崇祯四年，陕西旱灾……
灾荒之后，没有粮食吃，就是饥荒。
没有粮食吃，就吃人。
对受灾的人而言，吃人，并非童话。
据说当时西北各地的小孩，是不能四处乱跑的，如果没看住，跑了出去，基本就算没了。
注意，不是失踪，是没了。
失踪的意思，是被拐卖了；没了的意思，是被吃了。
据说，当时还有人肉市场，具体干什么买卖，看名字就知道。
说这么多，只想告诉你，这并不是童话，也不是神话，而是真话。
既然有灾荒，朝廷为什么不赈灾呢？
参考消息
《明史》中关于崇祯年间旱情的记载
崇祯元年夏天，畿辅大旱，赤地千里；崇祯三年三月，大旱，崇祯帝亲自祈雨；崇祯五年，杭州等三府从八月开始至十月下旬都没有雨；六年，京师、江西旱；十年，京师无雨、江西大旱；十一年，两京、山东、山西、陕西旱；十二年，畿南、山东、河南、山西、浙江旱；十三年，两京、登、青、莱三府旱；十四年，两京、山东、河南、湖广、宣大遍地旱。直到崇祯十六年，仍然旱情不止，祈雨不至。
答案很简单，没钱。
此前有个经济学家对我说，明朝灭亡的真正原因，是没钱。
我表示同意，财政赤字太多，挣得没有花得多，最后垮台。
但他看了看我，说：“我说的没钱，不是没有收入，是没钱。”
有什么区别吗？
然后，他讲了一个小时，再然后，我翻了一个月的经济学，明白了区别。
我很想从头到尾，把我明白的事情告诉你们。但如果这样做，我会很累，你们也会很累，所以我决定，用几句话，把这个问题说清楚。
明朝灭亡，并非是简单的政治问题，事实上，这是世界经济史上的一个重要案例。所谓没钱，是没有白银。
因为没钱，老百姓就要想办法变卖一切能卖的东西，最后连房子都卖光了，居无定所，就成了流民。在明代，流民问题始终困扰明朝政府。明末农民失业，卖掉土地的极多。民间土地买卖一般由卖方找中介人寻求买方，三方在一起议定价格，写成合约，写明业主姓名、卖地原因、土地编号、面积、四至、议定价格、付款方式及买方姓名等。由三方签字画押，加政府官印，合约即可生效。
明朝，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之一，到崇祯接班的时候，商品经济已经十分发达，而商品经济十分发达的标志，就是货币。
明朝的货币，是白银。
简单地说，没钱的意思，就是没有白银，没有白银，无论你有多少经济计划，有多少财政报表，都是胡扯淡。
举个例子，陕西受灾，朝廷估算，要赈灾，必须一百万两白银，但是就算你把皇帝的圣旨拿到陕西，也换不来一两银子，因为没有白银，所以无法赈灾。
好了，下一个问题，为什么没有白银。
先纠正一下，不是没有白银，而是白银不够。
为什么白银不够？
这是个很复杂的经济学问题，我不太想讲，估计大家也不太想听。但不讲似乎也不行，简单说两句。
用大家都能明白的话说，就是白银有限，朝廷用掉了一两白银，未必能挣回来一两，加上我国人民，素来以勤俭节约闻名，许多人拿到真金白银，不喜欢花，要么存在家里，要么熔掉，做几个香炉、人像之类的，还能美化环境，所以市场上的白银越来越少。
更重要的是，明朝的商品经济实在太过发达，经济越发达，需要的白银就越多，可是白银就那么多，所以到最后，白银就不够用了。这种现象，在经济学上有一个通称——通货紧缩。
我知道，有人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不用纸币？
很好，如果你提出这个问题，说明你很聪明。
但我要告诉你，在你之前的六百多年，有人问过这个问题。这个人的名字，叫朱元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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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货紧缩
通货紧缩是与通货膨胀正相反的一个概念。通货膨胀是指国家机构供应货币大于市场需求导致货币贬值物价上涨；而通货紧缩则指流通货币小于市场需求而令人手中的货币减少、购买能力下降，致物价整体下降，商业、企业等债务累加造成经济危机。
六百多年前，他就想到了这个问题，所以开始发行纸币。
在经济学中，有这样一句谚语：棍棒打不垮经济理论。
这句话的通俗意思是，无论你多牛，都要照规矩来。
朱元璋就是牛人，也要按规矩来。虽然他发行了纸币，一千、一万都印过，可惜的是，几百年来，大家还是认白银，就不认纸币，再牛都没用。
这个问题到此为止，多余的话就不说了，你只要知道，崇祯同志是想赈灾的，之所以赈灾不成，是因为没有钱，之所以没有钱，是因为没有白银，之所以没有白银……
当然，之所以西北先闹起来，除去天灾、银祸外，还有点儿地方特色。
西北一带，向来比较缺水，比较穷困，比较没人理，外加地方官比较扯淡，所以这个地方的人，过得比较苦。
生活艰苦，饭都没处吃，自然没条件读书。
没条件读书，自然考不上功名，考不上功名，自然没官做。
没官做，也得找事做。
西北一带的人，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当兵。
生活艰苦，民风自然彪悍，当兵是最合适的工作。
除了当兵之外，还有一份极为合适的工作——驿站。
驿站虽说比较小，但好歹是官办的，也算是吃皇粮的，而且各省都有拨款，搞点儿潜规则，多少能捞点儿油水，养活自己是不成问题的。
据统计，光是甘肃、陕西，就有几万人指着驿站过日子。
崇祯二年（1629），驿站没了。
之前我说过，被裁掉了，裁掉它的，是一个叫做刘懋的好人。
崇祯同志的运气实在太差，灾荒、钱荒、又夺了人家的饭碗，如果不闹，就不正常了。
他不是故意的。
所有的一切，都是偶然。偶然的灾荒，偶然裁掉驿站，偶然的地点。
如果其中任意一个偶然没有发生，也许就不会有最后的灭亡。
可惜，全都偶然了。
我曾经百思不得其解，因为我认定，在这些偶然的背后，隐藏着一个必然，一个真正的、决定性的原因。
就是这个原因，导致了明朝的灭亡。
我想了很久，终于想出了这个最终的原因，四个字——气数已尽。
这个世界上的一切，大致都是有期限的，一个人能红两年，很可能是偶然的；
参考消息
什么是气数？
就字面解释，气数的含义大抵是节气以及日子天数。自古指代某些事物的存在有其自然的规律和生存的周期。就像花何时开，开多少日，虽然没办法准确估计，但总有个大概的范围。比如梅花很难在夏季绽放，荷花也没法开上一整年，时候到了，节气变了，自然就会凋谢。中国的先贤认为，国家、人民都包涵在自然中，自然界的规律也适用于社会变化，朝代更迭也便成为气数使然了。
能红十年，就是有道行的；能红二十年，那是刘德华。
公司也一样，能开两年，很正常；能开二十年，不太正常；能开两百年的，自己去数。
封建王朝跟公司差不多，只开个几年就卷铺盖的，也不少。最多也不过三百年，明朝开了二百多年，够意思了。
抚战
当然，崇祯是不会这样想的，无论如何，他都要撑下去，否则将来到地下，没脸见开铺的朱元璋。
所以他派出了杨鹤。
杨鹤，湖广武陵人（今湖南常德），时任都察院右佥都御史。经朝廷一致推荐，杨鹤被任命为兵部右侍郎、陕西三边总督，接替之前总督武之望的职务。
工作交接十分简单，应该说，基本不用交接，因为杨鹤到任的时候，武之望已经死了。
不是他杀，是自杀。
武总督是个很有责任感的人，鉴于西北民变太多，估计回去也没什么好果子吃，索性自杀。
而杨鹤之所以接替这个职务，是因为一次偶然的谈话。
杨鹤是一个进步比较慢的人，在朝廷里混了三十多年，才当上佥都御史，混成这样，全靠他那张嘴。
参考消息
医药学家武之望
武之望是明代著名的医者。他小时候体弱多病，所以看的大夫很多，正所谓“久病成医”，因长期服药，他自己也开始学习医道和药理。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医疗经验也不断累积。天启六年，他根据历代医书及亲身经验总结而成《济阴纲目》一部。这部书一共一百零八卷，其中共包含妇科、内科、外科、五官科、疹科等，分为“方”、“论”两大部分，不但简单易懂，而且实用性极强。
皇帝喜欢魏忠贤，他骂魏忠贤；皇帝讨厌熊廷弼，他为熊廷弼辩护。
想什么说什么，几起几落，该怎么来还怎么来。
崇祯元年，他被重新委任为御史，当时民变四起，大家都在商议对策。
有一次，几个人聚到一起，聊天，聊的就是这个，杨鹤就在其中。
杨鹤是都察院的，这事跟他本无关系，他之所以掺和进来，还是两个字——嘴欠。
反正是吹牛，不用动真格的，就瞎聊，这个说要打，那个说要杀，如此热闹，杨鹤终于忍不住了，他说，不能打，也不能杀。
然后他提出了自己的理论——元气说。
在他看来，造反的人，说到底，也还是老百姓，如果杀人太多，就是损伤元气，国家现在比较困难，应该培养元气，不能乱杀。
几句话，就把大家彻底说懵了，对于他的观点，大家有着相同的评价——胡说八道。
不杀人，怎么平乱？
这是一个不为绝大多数人接受的理论，不要紧，有一个人接受就行。
不久之后，崇祯知道了这个理论，十分高兴，召见了杨鹤。
好事一件接着一件，很快，吏部主动提出，鉴于杨鹤同志的理论很有使用价值，正好前任三边总督武之望死了，正式提名杨鹤同志升任该职务。
杨鹤不想去，原因很简单，本来就是吹吹牛的，压根儿不会打仗，去了干啥？被人打？
但是牛都吹了，外加吏部支持，皇帝支持，如此重任在肩，咬咬牙就去了。
可是杨同志不知道，吏部之所以支持他，是因为讨厌。皇帝之所以支持他，是因为省事。
和杨鹤不同，吏部的同志们都是见过世面的，知道平乱是要砍人的，砍人是要死人的，死人是要流血的。杨鹤这套把戏，也只能忽悠人，为达到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效果，让后来的无数白痴书呆子明白，乱讲话要倒霉，才着力推荐他去。
死在那边最好，就算不死，也能脱层人皮。
相比而言，崇祯的用心是比较善良的，他之所以喜欢杨鹤，是因为杨鹤提出了很好的理论——省钱的理论。
不花钱，不杀人，不用军饷，不用调兵，就能平息叛乱，太省了。
就算是忽悠人的，最多把杨鹤拉回来砍了，很省成本，如此生意，不做白不做。
就这样，一脑袋糨糊的杨鹤去陕西上任，至少在当时，他的自我感觉很好。
杨鹤理论之中，最核心的一条，叫做和气。
用他自己的话说，杀人是伤和气的，所以能救活一个，就是一个，毕竟参加民变的，原先就是民。
这个理论，一年前，应该是对的。
杨鹤同志到任后，就发现不对了。
有一次，农民军进攻县城，被击退，抓住了几个俘虏，由杨鹤审问。
但还没问，杨鹤就发现了一件极为诡异的事——他似乎见过这几个。
确实见过，阅兵的时候见过。
没错，这几个人曾经站在阅兵的队伍里，曾经是他的部下。
强弱之间
农民军的战斗力很强吗？
对于这个疑问，最好的答案，应该是个反问——农民军的战斗力怎么会强呢？
在中国历史上，造反这类活，从来都是被动式，闲着没事干，但凡有口饭吃，是不会有人造反的，成本高，门槛也高。
但遗憾的是，造反这份工作，除了成本、门槛高外，技术含量还高。
要知道，明朝参加这项活动的，主要是农民，农民的基本工作，是种地，基本工具，是锄头。
而阻止他们参与这项活动的，是明军士兵，士兵的基本工作，是杀人，基本工具，是刀剑。
所以在明末大多数情况下，几百个农民军跟几百个明军对战，是不太可能发生农民军的战斗力的，据史料记载，大部分情况，是几万农民军，战胜了几百明军，或是几百农民军，搞定十几个看衙门的捕快。
而更大多数情况，是几千明军追着几万、甚至十几万农民军跑。
没办法，毕竟打仗是个技术活，圣贤曾经说过，把武器交给没有受过训练的民众，让他们去打仗，就是让他们去送死。
没有训练，没有武器，没有兵法，没有指挥，就没有胜利。
但杨鹤先生惊奇地发现，他面对的情况，是完全不同的。
西北的民军里，除了业余造反的以外，还有很多专业造反的人士——明军，而且数量很多。
他们精通战术，作战狡猾，而且懂得明军的弱点，非常难以对付，且数量越来越多，民变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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