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叫大明制表厂，不是单指这家制表厂是大明的产业，而是这家制表厂投入生产以后，所制造出来的表，李缙想称呼它们为大明表，换句话说，就是他想用‘大明’这两个字，作为表的商标，缔造一个钟表品牌。
李缙这段时间除了忙活制表厂的事情，其他的什么都没做，除了上朝议政，但他只是上朝，却从来没有在朝堂上开口，与一些大臣，或是皇上，议论过政事，他也没有政事拿出来，要与人议论，所以每逢朝会的时候，他都只是旁听，走个过场而已。
李缙第一次上朝，是在朱厚熜召集他和袁宗皋等人，让他们帮着出主意、想办法对付杨延和等老臣，那日之后的某天，他是应召上朝的，他对朱厚熜召他上朝的目的不是很清楚，因为朱厚熜在朝堂之上，一直也没有点他的名，让他发表什么见解，说什么话。
明代的朝会分为三种，大朝，朔望朝，常朝。大朝，只在正旦，也就是农历的正月初一，还有冬至，以及万寿节，即皇帝诞辰时举行，其性质是百官向皇帝朝贺，属于礼节性朝会，一般规模较大，举行的地点在奉天殿；朔望朝，是每月的初一，十五举行，地点也是在奉天殿，性质和大朝一样，只是朝贺，不讨论政事；常朝，也就是人们所说的早朝，逢三六九日举行，地点在奉天门，常朝非礼节性朝会，会处理政事。
逢常朝，凡是在京官员，不论官职大小一律都有资格、有义务参加，包括来京述职的外省官员，所以场面极其壮观，每次上朝的官员都有千八百人，人数不可谓不多。
而上朝的时间，则在‘昧爽’时，即破晓、黎明、天刚刚亮的时候，官员持牙牌进入皇城，这牙牌的管理是十分严格的，关系到内府关防重事，丢失或者是损坏，均要受到处罚。
牙牌，其制，以象牙为之，悬于腰间，也可以说是一类特殊的腰牌，这类方便官员上朝，出入皇城的腰牌，只发给在京官员，从宰辅到屁官，任京师者俱有之，乃为任官京朝者之标志，是容光之物。
牙牌的字号，公、侯、伯是勋字，驸马都尉是亲字，文官是文字，武官是武字，教坊官是乐字，入内宫是宫字，除此之外，上面还刻有一些详细的信息，例如持牌者的姓名、籍贯、入仕身份、官阶、年俸以及所属衙门的名称等，比后世个人身份证上记录的信息还要多，而无牌者则会被挡在皇城之外，守门的侍卫是认牌不认人。
明代京官在就职以后，要做的前几件事情，有一件就是领牙牌，要拿着本衙门开具的介绍信，先去礼部背照，等掌管宝玺、符牌、印章的尚宝司制好牙牌，再去关领，李缙已然做京官有些日子了，像朝参者必备的牙牌、本官署的腰牌等等这些小物件，他早已领过了，是以才可以入皇城上朝。
李缙之前没有上朝，是朱厚熜特许的，要是没有特许，或是请假神马的，你别以为上朝的人很多，没人能注意到你，便可以旷朝，因为是有注籍的，就是签到表，这签到表上写有官员的职衔和姓名，每天早上会有专门的人，按照官员的出入情况予以填写，六科可以通过签到表，查到官员的出勤情况，对于旷朝的官员，六科会予以弹劾的。
文官百官上朝走的是午门，午门有五道门，号称前三后五，从前面看似乎只有三道门，实际上还有两道不易被人发现的左右掖门，其中中间的那道门为御道，只有皇帝能从此出入，御道左右两边的门，是供当值的将军、校尉等保卫人员往来行走的，文武百官走的则分别是左右的掖门。
午门上的楼，也就是五凤楼里，设立钟鼓，由宦官掌管，楼上敲第三通鼓，开二门，官军旗校先入，摆列阵仗，待鸣钟之后，文武百官才可由左右掖门进入，然后在金水桥南，按照品级站好队伍，等待鸣鞭，按次序过桥，一直排到奉天门丹陛之前，文官在左，武官在右，两队相对而立，站在御道两旁，等待皇帝的到来。
皇帝的座位，设在奉天门廊内正中，称之为金台，待乐起，皇帝御门安坐，此时再鸣鞭，鸿胪寺唱‘入班’，左右两班走进御道，行一拜三叩之礼，随即进入奏事环节，九卿六部大臣依次奏事或敬呈奏折，奏事时，要预先咳嗽一声，从班末行至御前，跪奏，奏事时不使用口语，而是大声朗读奏章，然后由皇帝作出有关决策，早朝对于皇帝的素质，要求还是很高的，皇帝要有极其强的政治能力，才能在朝会上熟练地处理政事。
不过这种处理政事的方法，也有它自身的缺点，那就是大事、要事往往一言决之，有失周详，所以明中后期，出现了皇帝不上朝的情况，同时也出现了大臣不上朝的情况，这说明朝会的重要性已经下降了，明政府的政事处理模式，已经开始像‘案牍主义’转变，通过处理奏章来解决各种政事，即章奏就是政事，皇帝只要不停止批阅奏章，上不上朝，那都无所谓了。
奏事毕，御史纠举礼仪，朝会对于礼仪要求极严，上朝期间，众臣不得喧哗、耳语、咳嗽、吐痰等，否则将以失礼之罪，从重惩处，之后再鸣鞭，皇帝起驾回宫，百官走人，早朝就结束了。
除了早朝，另外明朝还有午朝和晚朝，不过都不是常态化的朝会，只会在特定的时期，或因为某些事情，或作为早朝的延续举行。
李缙上朝的时候，自然会遇到好多官员，他不认识这些官员，这些官员也不认识他，所以也没有人跟他搭话，而他也没有上赶着跟别人搭话，以至于有个事情，困惑了他好长时间，直到遇到了邵喜，他向老爷子一打听，才搞清楚是咋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