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戏诸侯，指西周时周幽王，为褒姒（bāo sì）一笑，点燃了烽火台，戏弄了诸侯。褒姒看了果然哈哈大笑。幽王很高兴，因而又多次点燃烽火。后来诸侯们都不相信了，也就渐渐不来了。后来犬戎攻破镐京，杀死周幽王，后来周幽王的儿子周平王即位，开始了东周时期。
烽火本是古代敌寇侵犯时的紧急军事报警信号。由国都到边镇要塞，沿途都遍设烽火台。西周为了防备犬戎的侵扰，在镐京附近的骊山（在今陕西临潼东南）一带修筑了20多座烽火台，每隔几里地就是一座。一旦犬戎进袭，首先发现的哨兵立刻在台上点燃烽火，邻近烽火台也相继点火，向附近的诸侯报警。诸侯见了烽火，知道京城告急，天子有难，必须起兵勤王，赶来救驾。
烽火戏诸侯只不过是西周灭亡的催化剂，加剧了它的灭亡。就算没有烽火戏诸侯，西周早晚也会在其他事件中灭亡，无法挽回，烽火戏诸侯只是一个机遇而已，只要天子失信的话，诸侯就大有依借失信，自大，争霸。在未烽火戏诸侯之前，各家都只是暗地里扩大而已。当时政权已经摇摇欲坠，烽火戏诸侯只是一个引子，由量变到质变的一个诱因。如果不发生这件事，也还是会有其它诱因的。（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冯梦龙的《东周列国志》。）
作为蕃卫的边关重镇理县，自从谭守礼那次贸然进攻黑水部的吐蕃人大败而回后，谭守礼便在理县最容易把信号传出去的地方建起了烽火台，自从永康军出关去攻打飞凤寨之后，厢兵这批官匪，因为一批远道而来的吐蕃人，谭守礼破例让这些厢兵进入了关内，当频繁发出的烽火让守城的兵士在城郭中疲于奔命，最后却根本没见到严阵以待的敌人后，所有人对于城牒上久不久冒出来的浓烟也开始变得懒洋洋的，诸如厢兵这些人，他们往往只会若无其事往天空瞪上一眼，便再次如一只蜗牛龟缩在背上的坚壳中，该干嘛继续干嘛。
（烽火大部人分人第一印象觉得肯定是用的狼的粪便点的狼烟，毕竟各种小说铺天盖地都是这样描绘的，可能和狼烟四起这个成语有关，如果真的是这样，万里长城万里长，烽火台上的信息传递，得需要多么庞大的狼队来提供啊。其实狼的消化能力是非常强的，烧狼粪就像是烧羊毛毡，冒出的烟是浅棕色的，比干柴堆冒出的烟还要淡。烽火到底用的什么燃料？用的是柴薪。荒漠上生长着胡杨、红柳、罗布麻、芨芨草、白茨、骆驼草、甘草、旱芦苇、梭梭等，这些都可做燃料。以干柴引火，续以湿柴，浓烟就会滚滚而起，这才是名副其实的烽火。）
谭守礼也嗅到了一种不寻常的气味，这是他浸淫官场这么多年的一种直觉，这些年闹变法闹得不行，老子神宗赵顼变法，儿子哲宗赵煦不变了，复辟，从此以后，支持变法的人称元丰党人（元丰是神宗年号），反对变法的为元祐党人。此后反反复复，到了徽宗赵佶这里，记得蔡相专权时，他做了一件创举，将立碑刻石这件国人喜闻乐见的事翻出了新花样，也是士大夫政治生涯大起大落颠沛诡谲的真实写照。那时候元祐群臣贬窜死徙也没剩下几个了，但蔡老头仍不解气，列名百二十人，其中有司马光、苏轼、苏辙、吕公著、吕大防等，等其“罪状”，谓之“奸党”，立碑于端礼门，由端礼门可至文德殿，文德殿为卫朝常朝殿，每日上朝，文武百官都可见此碑。另外，元符末因日食求言，当时应诏上书不下数百本，蔡老头及其党据此将之定为正与邪各上、中、下三等，范柔中以下五百余人为邪等，不得同州居住。端礼门之党人碑蔡老头请了徽宗御笔，他又自书“奸党”为大碑，颁于郡县，令监司长吏厅皆刻石，让他们千秋万代臭下去，这便是著名的元祐党人碑。
改革初期，大家什么事都干着别扭，一件小事折腾半年。变法党人王安石他们，按着强化国家权力的思路做，动静忒大，不仅折腾官场，而且折腾百姓。所以，好些人反而感觉不如不变。皇帝不换，这老儿自己决定的变法，不好自己否定；但是皇帝一换，老子死了，儿子上台，之前的变法就可以被推翻。弗洛伊德说，儿子都有仇父情结，放在皇帝身上，大概不错。孔子说，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然而，老子喜欢的，不论是人还是政策，儿子必定不喜欢。所以，老子的宠臣，必定会栽在儿子的手上。于是，反变法的复辟党上台。然而，复辟党司马光等人上台，做得太绝，尽废新法。哪儿有这个道理呢？旧法要是十全十美，为什么那么多人要变？政治效率怎么会那么低？归拢在反变法这边的某些人，比如苏轼，其实对王安石变法中的某些内容（免役法）还是认同的。只是，人家就是要把他归在复辟派里，他也就只好做元祐党人了。卫朝后期，复辟派整体上不吃香，所以，在一个短暂的元祐年间过后，复辟派就一直倒霉。苏轼就被贬了又贬，一直发到海南岛的儋州，相当于到天涯海角了。幸亏他看得开，活得久，终于盼来平反那一日，但是又到寿了。他当然想不到，死后居然还要被人折腾，名字刻上石碑，让他遗臭万年。
但是，各个州县刻碑的时候，出过一点小麻烦。当时文化市场发达，元祐党人中，苏轼、黄庭坚这些人早早成名。在世的时候，就可以靠写字作画赚稿费了。由于文化普及程度高，经过市场的传播，即使贩夫走卒也知道这些人的大名。他们的字画招人喜欢，文章也有粉丝，而且是铁粉。苏轼流放期间，之所以能活得不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走到哪儿都有粉丝。粉丝们可不管这些人是否犯了政治错误，该喜欢就喜欢。合影是没办法了，但讨幅字儿、求首诗，却是家常便饭。当然，字画和诗都不会白作，银子和酒肉，甚至还有美女，滚滚而来。政治挂帅，阶级路线什么的，在那个年头，人们还没有概念。
尽管大家都崇拜皇帝，但皇帝不喜欢的人，却未必一定会全体共诛之，全国共讨之。蔡京要刻元祐党人碑，要找刻工，这些刻工有些是刻过苏轼和黄庭坚诗作的，有些居然想不通。九江这个地方有个刻工，名叫李仲宁，手艺很棒，他接到地方官的指令，要他刻党人碑。他说，小人家贫，靠刻苏学士和黄学士的词作得以饱暖，现在要以奸人为名，将他们刻在石上，我不忍心；长安这个地方也有一个出色的刻工叫安石，他也不肯，地方官加以鞭笞，不得已，他说，非刻不可的话，我不能刻上我的名字。
虽然人们总是说，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尽为读书人，不相信劳动人民一定会比读书人道德高尚。底层的百姓，每每弯子转的没有读书人那么快，想不通的时候肯定是有的。什么叫作好人，什么叫作坏人，他们自己也有一个标准，肯定跟上面的政治标准不怎么一样。
党人碑刻完之后，虽说遍立各个州县，但偏偏理县这个地方，谭守礼却没有刻所谓的党人碑刻，只是四处张贴了一些榜文而已，本身理县这穷山恶水的地方刁民就多，匪患更是数不胜数，上级官员并不敢实地进行堪舆。而且地方上的文人抵触情绪高涨，谭守礼作为苏东坡的忠实粉丝，他自然不允许任何人污蔑他的政治偶像，在理县这事便不了了之了。他虽然不知道数年之后蔡相倒台遭贬，一路上没人给饭吃，被活活饿死的结局。他这一步不畏权势的虚与委蛇，至少在弹丸之地的理县的士大夫中获得了高度的赞誉，也可以说是他某些不可告人的政治远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