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眼前的这位王文,对于别人而言,这家伙不仅仅刻薄恩。不与人情面,做起事来固执已见,刚腹自用,而且语言刁毒,为朝中诸大臣所不喜。
在朱祁镇看来,他的刻薄寡恩、不与人情面,那是铁面无私,认法理不认人情:他的固执已见,刚腹自用,那叫蔑视权贵,不谄媚逢迎:而语言刁毒,同样可以解释为直言敢涞。
泥玛的,这活脱脱一个十五世纪的包青天?呃,或者说海瑞,总之,他身上的那些特点对于那些大臣们而言,是令人生厌的缺点,但是朱祁镇却觉得那些就是王文人性上的闪光点。这样的官员,实在是人材,绝佳的干国家总检察长的料子。
“看来爱卿对于都察院之职责极为精熟,呵呵,如此,朕更能放心的将此事委托于卿了。”待那口干舌燥,嘴角冒白沫的王文斯文地将那跟前的茶水一饮而尽之后,朱祁镇向着那王文,说出了自己让其去南直隶担任南直隶都察院左都御史的用意。
“我大明立国百年,大力拓边,鼓励民生,使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犹如一少年,渐入中年,过去许多未曾出现的问题,如今已然渐成我大明顽疾,朕心甚焦啊……”
朱祁镇也不隐瞒,径直将自己的想法与思路告诉了王文,当然,是有保留地告诉了王文,对于大明而言,如今最需要解决的几项重任,就是税赋的问题,漕运的问题和食盐,对于大明而言,这些不仅仅关系民生,同样也关系到大明国运的重要大事。
漕运之弊端,不是没有人看到,而是因为利益的纠葛,使得这些文武大臣们装出了一副睁眼瞎子的模样。而还大肆叫嚣,海运神马的会造成矢量的运工失去生计,引起社会动乱云云……
总之一句话,漕运这玩意,已经跟各方的利益纠缠在了一起,而至于食盐,朱祁镇在后世可是很清楚,那些个关于盐商的故事,简直就跟那老太婆的裹脚布似的又臭又长令人生厌,而正是因为这样,同样让朱祁镇记得了明清时期,这些盐商,可都不是啥子好鸟。至少在大明的税赋制度缺失的情况下,他们所掳掠的民财,甚至可以相当于每年大明税赋的将近五成之巨。
另外就是税赋问题,后世许多人总是叽叽歪歪明朝的税赋重,那都是扯蛋的,明朝初年,至万历年间,明朝的经济得到了高速的增长和快速的发展。
而大明的税赋呢,从朱元璋定下的税赋基准开始,历时十数帝,就几乎没有变动过,当然,后世的辽饷之类且不去谈,至少,在朱祁镇的这个时候,还没有那种国家的硬性征收指标。
国家的税赋一直就维持在一个很低的水平上,那么,大明的百姓增长了,经济和工商业也得到了蓬勃的发展,但是这些因之而产生的税赋增加了没?
告诉你,一点都没有增加,或者说,征收之后,交纳给朝庭的税赋并没有获得增加,甚至于有时候还在减少,那么为什么大明的老百姓还会痛不欲生呢?
除了各个方面的原因之外,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官员造孽。按照规定,明朝的官员工资极低。但是,他们过着奢华的生活。
尤其,数十倍于官员的大量吏员,更是没有工资的,但他们同样有很体面的生活。他们如何能够在极少的工资,甚至没有工资的情况下,过着令人羡慕的体面奢华生活的呢?这就是说,他们有来钱的门路。
其实,来钱的门路也很简单,贪污当然是有的,把国家的经费装到自己的私囊里。但是,这是少数。国家经费有账可查,明目张胆的贪污是有风险的。他们的钱,多是敲诈勒索来的,通过刮地皮刮来的。
通过额外加派的办法对老百姓进行的敲诈勒索。你看起来土地上承担的税负不重,可是额外巧立名目收走的往往是正式规定的税额的数倍到十倍。名目多到无法一一指出,总之是,什么斛面、折变、科敷、抑配、桩罚,火耗,鼠耗,雀耗。
粮食收上来后还要老百姓千里万里运送到规定的地方。你想想,以明朝的道路运输条件,将粮食千里万里运到规定的地方,需要huā费多少人力物力?耽误多少正常工作?而这些运费全部是纳税农民承担的:虽然一切耗损已经提前以数倍的数额预收了,但是,一旦运输中真的出现耗损和风险,仍然完全由纳税农民负担。这样的榨取使社会实在无力承担了,张居正就实行一条鞭改革,把一些苛捐杂税取消了,更多的却合法化后摊到地亩中。但下面实行中仍然是“条外有条,鞭外有鞭”就是说,旧的苛捐杂税合法化后,新的苛捐杂税立即产生。
而这一切不合章程的苛捐杂税,敲诈勒索是并不计入政府的正式财政收入的。明朝末年的大臣刘宗周的奏章说,在正额赋税外的加派达到百倍以上,有些农民每亩税负达三五两银子,人们为此家破人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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