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妈妈出门上班之后,吴伦可以一整天都不说一句话。
她既是独自一个人,又不是。她不能出门,不能上班,更不愿意和老家的朋友联系,于是便一天天地在家坐着,握着遥控器盯着屏幕,一个个地切换频道,却很少在任何一个频道上驻留。
说孤单吧,倒不孤单。往窗外一看,她就能看见楼下那个现搭起来的简易“岗亭”,里面总有两个男人盯着她住的这一栋楼;时不时地,其中一个还会上来敲门,确认一下吴伦是否真的在家。
每一天在临走时,妈妈都会把门反锁上——不是为了叫吴伦出不去,没有这道锁她也出不去——而是为了让外面的人进不来。她必须得出去上班,要把女儿独自留给几个说不清身份的、一看就像不正经闲汉似的男人,哪个做妈的也不可能放心。
妈妈对于吴伦被软禁的抗议,就像是一股细风吹上了高山,连一丝回响也得不到。她是一个很温柔的女人,她舍不得埋怨已经精神萎靡的女儿,很快就认了命,自己调整出了一副新常态,来应对她对其毫无把控权的生活。
这一天送妈妈出门时,吴伦又瞧见了对门邻居家的叔叔。
她们母女二人在这栋楼里住了十几年,就和常叔一家对门了十几年。
“常叔,上班啊?”吴伦朝他打了一声招呼,他面无表情地“嗯”了一声,眼睛都没有在她身上停留。她被软禁的事,整个小区都知道了,除了个别千方百计要关心她的,其他人都像是忽然不认识她了一样——哪怕是对门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常叔一家。
“你自己小心点。”她妈妈眼看着常叔头也不回地下了楼梯,默默挪开目光,对她说:“对了,我今天中午会买菜回来,我们一起吃午饭,你就不用随便凑合了。”
吴伦一怔,忽然想起来,今天是她父母的结婚纪念日。“知道了,”她从门后递给妈妈一把雨伞,说:“天气预报好像要下雨,你带着以防万一吧。”
妈妈上了年纪了,接过雨伞时的那一只手上,骨节皮肤都显得又糙又厚,堆积在一起。早在好几年前,把白发根染黑,就成了和修剪指甲一样必须时常做的维护工作;最近在她的疲态之中,又多了几分隐约的、仿佛时刻害怕被欺负似的提心吊胆。
吴伦关上木门,听着妈妈将防盗门门锁反锁上,慢慢滑向地板,靠着门坐了好一会儿。她觉得自己似乎重新变成了一个小孩,面对着一个突然陌生的世界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等她跑回妈妈身边,寻求安慰、寻求庇护的时候,一抬头却发现妈妈已经老了。
人活着啊,只有到了遇见事的时候,才知道自己不是蜗牛,是蛞蝓,没有壳。
她走回沙发上,觉得房子里静得怕人,不由自主又摸向了遥控器。每一个频道的内容都大同小异,新闻就不用说了,哪怕是娱乐节目和电视剧,都像是同一条工厂线上下来的;同样的主题,同样的说话方式,差不多的情节,除了人物名字不一样之外,就算把这个剧的画面配上那个剧的台词,都一点儿不违和。
吴伦默默地把八十几个频道来回翻了几遍,终于关上了电视。别人的一天只有24小时,她的一天却有一年那么长。她在屋子里走来走去,扫了地,浇了花,对着一页书发呆了半小时;熬着熬着,总算是十一点半了——她听见对门常叔中午回家的声音了,再过一会儿,妈妈也该回来了。
这个念头一起,门就被人咚咚敲响了。
吴伦紧紧抿起嘴,走到了门后,外面果然是一个男人的声音在喊:“喂,在家吗?吴伦,开门!”
每一天都会被检查好几次,每一次被叫开门时,她依然会无形中生出一股怒气。你算什么人,凭什么让我开门我就得开门……可是不管这念头转了几圈,也不可能出口的;她总还是会像现在这样,打开里面的木门,隔着防盗门对外面的人答道:“我在家,没出去。”
那男人从铁栏杆里打量了她几眼。“哦,在家啊?”
“你们就在楼下看着,不是很清楚我在不在家吗?”吴伦一时没忍住,反问道。
“那也得检查,我这是为了社会安全负责。”那男人倒也不生气,笑嘻嘻地,不像往日里那样看过她就走了,继续说道:“我们下面没水喝了,你家有水吧,给我们倒两壶。”
“我妈把门锁了,”就是有水,吴伦也不想给他,只是板着脸说:“水拿不出去。”
那男人低下头,从裤兜里掏出了一串钥匙,拿出其中一把插进锁孔里。
吴伦的头皮一下子炸开了。
防盗门被打开了。
那男人拉开门,与她面对面地站着,仍旧笑嘻嘻地说:“去拿水呀。”
吴伦被定在了原地——她想不通这个男人为什么会有钥匙。他们都是被招募的本地闲散人,靠着干这种监视人的辛苦活来弄点钱罢了;怎么对上她的时候,就能够拥有叫她反抗不了的权力,甚至连她家的钥匙都能弄到手?
在她慢慢往厨房走的时候,她的余光一直盯着那男人。几乎是她才一进厨房,手还没摸上水壶,那男人就自己主动走了进来,踩在她刚扫干净的地板上,四下看了一圈说:“你一个人拿不动吧,我帮你。”
“不用了,”吴伦握紧水壶,“水在这里,你先出去吧。”
“怎么,不欢迎我啊?”他仍旧是一副笑模样,好像脸皮很松了,决定在脸上堆出一层笑;不知在哪一句话上,这一堆笑就会忽然垮落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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