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老先生出生于上世纪40年代的香港。
他说：“我王迪祖籍扬州，却生在了香港。一岁还不到又跟着父母去了四九城。这一条漂泊的贱命，到老还没得改。”
说完，他坐下，靠在皮椅上，合上眼睛，仿佛将思绪飘得很远很远。
“我父亲，年轻时是复旦大学足球校队主力。你看照片，对，就哪儿——你看着是不是觉得很威风？”
老人指着泛黄的黑白照，照片上的青年人身材健硕，仪表堂堂，并且与王老先生有着同样炯赫的眼眸。
“我父亲王鼎新，老上海懂球的都得记住这名儿。那可是最威风的高中锋。毕了业他随恩师李惠堂辗转到了香港。那会儿，小日本还没被美国佬扔飞蛋，国内也还没解放。在香港，我父亲和母亲自由恋爱。后来共和国成立了，受贺龙元帅邀请，我一家人回了北京。记得那会，北京的小玩意做得特别精细。现在回国去，买不到的。在老北京踢球，还真别说，小伙伴们都仗义。”
老人家说话时的语气貌似压得很轻，实则却是用欢快的语调说着回忆里那一片片几乎破碎了的往事。
张励华托着下巴安静地听，很享受。
可老人家说到了老北京的往事，紧接着就该回忆他那代人所共同遭遇的劫难，说他父母如何如何被迫害，他如何如何潜逃上海，南下偷渡香港。
老王说话时的语气变得很淡很淡了。张励华不免心头发酸，仿佛是被唤醒了内心深处的悲悯。
从偌大一个空荡的宅院所感受到的寂静，可以料想得到，王迪老先生的内心有多孤独。
想必，有些话不能随便说，说了未必会好受。此时谈心，只因“他乡遇故人”。王迪老先生仿佛将一份情怀寄托在了张励华心身上。
“66年，那会我才18岁。书读不了，只能等插队。插队下乡没啥好说，反正我逃了。那会儿，我妈已经去世，她是一福建富商家的独女，被单位的红卫兵给逼死的。父亲也废了。他狠下心让我冒险出逃，怕我这一生也被废掉。我啥都带不走，就一袋子馒头、一双球鞋，一块东藏西藏废劲保住的瑞士表，还有一道写给光良先生的信。就这样到了香港。“
“那您可真厉害。换我八成饿死在路上。”张励华同样地一脸悲哀，心里总想着调和一下气氛。
气氛很不对劲，莫名有些寒颤。
“不容易。但总得活下去。从北京逃香港，一路风尘，去了香港还是很苦。住九龙城寨，干了几个月苦力，有时饭都没得饱。去南华找了三次，光良先生只见了我一次。他让我踢踢看，我就踢了几下，球性不错。我便随他去英国进修。”
说到去英国进修，老先生脸色有些发白，他总是背过身去，让背影显得很沉重。
“英国我不喜欢。但光良先生待我不薄，送我去利兹联试训。机会是人家好说歹说才给的。有个叫约翰·文森特的英国佬下黑脚，当场就把我胫骨给踢折咯。那年代，断了腿咋还能踢球？可英国佬不但不赔偿，一句道歉都给赖掉。中国那时候穷嘛。在外头，中国人说话怎么都不硬气。光良先生六十来岁的人，陪我大哭了一场。后来我留在英国念书，学费都他给我补的。我感谢他帮我很多。可我没来得及给他老人家送终。我不喜欢英国，所以就去了法国。在法国，我和踢球的人打了大半辈子交道。我为法国挑了不少好苗子，却从未能给组家做些什么。”
话说这里，老先生起身走了几步，背着手在李惠堂遗像前默视了几分钟。不一会，他才又转过身来郑重其事地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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