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社人员众多，其中博学多才之辈更是不少。
许多人在儒学之外的造诣，都足以彪炳青史。
可问题是，这些人的博学只不过是顺道学的，并没有被当做主业。
复社士人的主业，依旧是对程朱理学的研究和学习。
作为复社的领袖之一，张采的“绝功名、重实学”对社员们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但值得注意的是，张采的“重实学”和后人理解的实践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以后世的思维来看待张采的主张，自然觉得非常贴切和正确。但时代不同，其中的含义也相去甚远。
这就需要掌握其中的差别。
比如张采还曾说过，“绝功名，则绝经济。”
这里的经济，显然指的是不考取功名的人在收入上存在的问题，而非后世所理解的生产、商业等所产生的价值和行为。
因此，张采的“重实学”是经不起推敲的。
复社所提倡和遵守的“重实学”，不过是回到古文典籍当中，完成对儒学经典的再认识罢了。
可儒学天生就是纯粹的思想学说，缺少和实际生产生活的联系，再如何去“重实学”也难以对国计民生有什么帮助。
思想重不重要？
当然重要。
然而思想的成就，必然是要建立在物质基础上的。
没有强大的物质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就不会开花结果。
后世中国在文化宣传领域的弱势和发展，就是最好的明证。
在国际舆论场中，许多人都能够感觉到，中国非常被动。
是中国人不懂宣传吗？
是中国人宣传不卖力吗？
显然不是。
根本原因就在于，宣传的渠道和工具不在中国人手里。
推特、脸书、油管、INS这些就是工具，同样的，这些也就是实打实的物质基础。
同样的，二十一世纪第二个十年，中国对外宣传和舆论成果，就远比之前要好的多。
这是为什么呢？
这就是因为综合国力提升，为舆论和文化宣传提供了巨大的帮助。
只有明白这个，才能够发现儒家学说存在的弊端。
漫长的封建历史中，儒家学说和地主阶级相结合，依靠着地主阶级掌握的财富和权力，成为了显学，无人能敌。
可在明末商品经济开始快速发展的阶段，新兴阶级在崛起和发展的过程中，必然要对旧有的阶层和文明发起冲击。
儒学没办法解释这些新现象，自然也就摇摇欲坠。
正常的历史进程下，明末的理学复兴，其实不过是儒学的回光返照罢了。
因为理学的核心思想，显然是阻碍商品经济发展的。
但历史给中国开了一个玩笑，巨大的变革被塞外的少数民族摘取了果实，也让原本要没落的理学找到了新的栖身之地，完成了对新思想的压制和翻盘。
这其中固然有历史的玩笑，但也有新思想不够完善的原因存在。
假如没有左梦庚，只靠刘宗周、黄宗羲、顾炎武等人，又会和原来的历史一样，要再花费数十年的功夫，才能摸索出一些认知。
但穿越者的只言片语，都能给这些思想家们提供了冲破藩篱的灵感。
刘宗周、黄宗羲等人脱离了儒学的范畴，不在原来的小圈子里兜兜转转，自然也就看到了更多。
黄宗羲更是在论战中，提出了实用学的概念。
一个学问，有没有用，不看其传承于谁，要看其应用于谁。
利国利民的学问，才是真正的学问。
在这个饥荒遍地的时代，能够让百姓吃饱穿暖的学问，显然大于天理、人欲、气、性等空谈之论。
偏偏黄宗羲的言论，还是依托着儒学的幌子，因此张采等人根本寻不到破绽，反而全都被击败了。
就比如儒即天道和天道即儒之别。
虽然黄宗羲的“天道即儒”明显降低了儒学的地位，但张采也罢，其他人也好，没有人敢提出意义。
因为一旦质疑，那致尧、舜、禹、文王、姜尚、周公、老子等先贤于何地？
如果张采等人胆敢说只有儒学才是天道，那黄宗羲必然又会拿《周易》说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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