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编民——熟番——生番的分类治理的方式，及其所衍生出来的“化外”、“化内”的政治话语体系，所依据的都是中国传统的教化礼仪所及的程度与界限，而与疆界无关。故而，在清廷看来，将台湾东部“番地”描述成“未归王化”、“生番化外”，并无不妥，而且可算是一次很值得借鉴的“成功交涉”。
但美国领事李仙得却无法“见谅”。他根本理解不了清廷官员的“天下观”，只能将“(番地)未归王化”理解成清廷地方官的狡辩：“番地非中国领土，故中国对番人杀害美国船员不负责任”。在李仙得看来，这种推托责任的方式，简直不可理喻。
“流浪者”号事件最终以legendre与台湾当地土番自行缔结约定告终，清廷自以为得计，在其中充当了面目模糊的“保媒拉纤”的角色。
殊不知，曾强烈要求清廷承认对台湾“番地”拥有主权的李仙得，在此事件之后，即着手开始炮制“台湾番地无主论”，多次进入台湾，按需搜集各种资料。在其计划得不到美国政府的支持之后，转而受雇于日本政府！
李仙得在提交给日本政府的首个备忘录里这样描述自己的“台湾番地无主论”：“如果说中国政府自己发现了此岛，也可以说又由中国政府自己放弃了此岛。清国政府对一部分的岛民施以布政教化，那么按道理清国政府也应管辖另一部分，但清国政府却不能拿出事实上的有效证据。”
长期受中国文化熏染的日本，显然是了解清廷的“天下观”理念的，曾几何时，它也是这“天下”的一部分——明朝嘉靖年间，传教士沙勿略试图以基督归化日本，但却遭到了拒绝。日本人的理由是：“如果基督教确实是真正的宗教，那么聪明的中国人肯定会知道它并且接受它。”这使得稍后来到东方的利玛窦深刻认识到：要归化东方，必须先归化中国。
深悉中国传统“天下观”的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全面西化。这种身份在清廷面前于是乎就成了巨大的优势：他们了解西方的近代外交理念的同时，又深悉清廷传统“外交观”的种种漏洞，及其与西方近代外交理念的种种冲突之处。如何利用这种优势在清廷身上获利，成了明治政府维新之后工作的重中之重。“征韩论”与夺取琉球，在19世纪70年代初期的日本，甚嚣尘上。台湾，自然也不能幸免！
林义哲算了下日子。他是1873年1月22日回来的，而马上到来的2月，日本政府任命副岛种臣为全权大使出使中国，名义是与中方交换《中日修好条规》，而大清朝廷这个时候正因为外国使节觐见礼仪问题而焦头烂额，出于某种幼稚的政治好感，副岛种臣被获准与各国使节一起觐见了同治皇帝，而且受到清廷的破格礼遇，不仅没有行跪拜礼。甚至也没有像各国公使们一样行五鞠躬礼。
清廷的用意，无非是觉得日本与中国同属东方，理应彼此亲近以对抗西洋诸国；再者，日本在“天下”之内。抬高日本使节的觐见地位，也就等同于贬低西洋诸国使节的地位。却殊不知，明治之后的日本，早已脱离“天下”。融入世界。副岛种臣此行，更怀着为日本吞并琉球和侵占台湾套取政治口实的隐秘用心！
林义哲知道，现在提醒朝廷。时间上应该还算来得及，只是朝廷能不能听进去，就两句话说了。
现在的大清国朝野上下，因循守旧惯了，没有足够的外力刺激，是根本动弹不起来的！
“现在最最紧要的，是知悉详情，保得日人平安，不贻外间以口实。”林义哲道。
“以著令台湾吴道（分巡台湾兵备道吴大廷）及杨镇（台湾镇总兵杨在元）火速查明实情回报，现已月余，尚不得消息。”李鹤年叹道，“也不知到底出了什么事儿。”
林义哲隐约地感到事情可能有蹊跷，他在脑中飞快地搜索着这一时期发生的历史事件，但想了好一会儿，仍然想不出这一段时间发生过类似“流浪者”号事件或“牡丹社”事件的事情。
尽管林义哲是一个熟知中国近代重大历史事件的穿越者，但也并不是历史上发生的所有事情他都知道。
但是，现在离日本首次侵略台湾的“西乡大暴走”也就只有一年时间了！
林义哲心中不安的感觉越来越重。
他这些年全力经营船政，极力促成和法国合作，提高船政的造船能力，又和英国拉关系，弄了一艘巡洋舰回来，就是为了要应付这一次的危机！
“鲲宇老弟说的是，现下紧要的，是平安寻回日人，送他们回去，若是出了人命，各国借机窥伺，便麻烦了。”文煜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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