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李潼抵达应天门城楼上时，向下俯瞰便见到应天门外人头攒动、群臣班列整齐。而当群臣见到元嗣殿下出现在城楼上时，也都纷纷大礼见拜。
在群臣前班，诸宰相再拜而起，昂首望向城楼并大声呼喊道：“向者国失所御、运程遭劫，内外忧恐，民不聊生。唯我元嗣归国以来，始信天命未改，运数有归！故谓多难兴邦、殷忧启圣，殿下之所应也！宝位不可虚在，元嗣应运而出，臣等顿首再拜，恭请元嗣早莅宝位、兴邦应圣！”
“臣等顿首，恭请元嗣早莅宝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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宰相们喊话完毕后，群臣伏地再拜，一时间应天门前喊声雷动，场面热闹无比。
这样的场面，对任何人来说都有着一股莫大的吸引力，李潼自然也不例外。
他站在城楼上，感受着群臣扶策拥立的热情，忍不住吸了一口气，但在过了一会儿之后，还是示意中官喊话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天命验应，万机彰瑞。邦家之逢短厄，政治偶有失守，靖国安邦，义不容辞。前者勤勉在事，先天下而后宗家，道之所指，济之所行。今者内外悉定，黎元安生，唯我宗家尚荒于祀。唐家无负苍生，亦请诸卿助我兴祀，除此别无所求，诸事容后再议！”
大位已是一步之遥，但李潼还是强忍下这莫大的诱惑。正如他奶奶所言，他并非顺取大位，所以越到这关键时刻，尤需注意细节。事情要做前后呼应，只有回到关中祭拜祖陵之后再正式登基，才能将他四叔一系帝传法礼性降到最低。
当然群臣劝进也不是没有意义，一方面自然是摆出一个特殊的场景、让他能够表达自己的一些理念，另一方面那就是整合朝野人心，督促诸州尽快派遣朝集使入都，随同西归祭祀。
在中官将元嗣殿下的意愿宣达数次之后，围聚在应天门外的诸朝臣们才纷纷散去，各归本署。这一次的劝进虽然只是一项面子工程，但也标志着接下来朝廷的用事重心要发生转移。
此前朝廷一直忙于定乱复治，恢复民生并剿定各方的叛乱。随着河北战场上产生了重大的突破，内忧外患都被有序的解决掉，接下来自然是要专注于大位兴继的问题。
原本政事堂中只有一位宰相欧阳通负责相关的礼事筹备，在这一次应天门劝进结束之后，宰相李思训也被加派了新的任务，以光禄勋而加任西归知顿使，开始着手进行从洛阳返回长安这段路程上的人事安排。
与此同时，朝廷也将言路放开，以中书侍郎杨再思亲自负责各方投书劝进的表章。御史台诸御史并集英馆众学士们，也几乎都是一日一表的频率向中书省投递奏书，包括都畿士民也都广泛的参与到这一项大事的讨论中来。
在这一场舆论的造势引导之中，两京的文学之士可谓大放异彩。诸如张说、陈子昂等人的相关奏文也都盛传士林坊间，张说等朝士奏书语气还算比较缓和，无非盛赞元嗣殿下先国后家、大义凛然。但像陈子昂这种曾受挫于此前朝廷的文人，措辞用语那就尖锐得多了。
在陈子昂的笔下，已故相王可谓罪恶满满，两次临朝无告祖宗、以至于不能受到先王庇护、两失其位，嫉贤妒能、防范宗藩尤甚敌国，任由突厥虐害国民。还有纵容外戚，所任非人，激化东北局势，险使高宗朝以来的东征功业毁灭一空等等。
陈子昂这一篇措辞激烈的文章，就连李潼看了都感觉后背冒汗，原来他四叔犯下了这么多的罪恶，若非最后还有他能力挽天倾，恐怕已是国将不国。
当然文人一支笔，是非功过都有夸大，不以危言则不足惊众，这种全面否定的文笔当然是略有偏颇的。但世人向来都以功过而论成败，凡人与事如果一味的三七开、求公允的讨论，也不利于舆论的统合。
起码眼下的李潼是需要这种声音，给世人营造一种前后优劣对比鲜明的观念，所以还是授意将这一份奏文流传出去。
这么做虽然有些不地道，欺负他四叔已经不能发声，孤儿寡母形单势孤，但李潼也并不怎么惭愧。
就凭他过去这段时间殚精竭虑的收拾他四叔留下的这幅烂摊子，就凭他四叔两次登基都没有给家国带来什么贡献，眼下牺牲一点身后名使得世道能够更加顺畅的向前发展，也算是不辜负两次糊涂的经历。
身为一个帝王，积极面对并且妥善处理错综复杂的家国大事，本来就是其不容推辞的责任与义务。两度为君如果仅仅只是给人留下一个“这是一个好人”的单薄印象，那这一个皇帝也算是失职到了极点，毕竟治理国家可不只是与人为善、跟人做朋友那么简单。
陈子昂这一篇奏书流出以后，在士林中也是造成了不小的影响。当然是有许多人都觉得对故相王的评价有些刻薄，但就算有人想发声反对，笔力上已经不及陈子昂这样的大文豪，更拿不出什么实际有力的证据去反对陈子昂书中各种论点。
毕竟这些事情都是实际发生的，只不过事情所发生的背景极为复杂。虽然陈子昂书中对故相王的决策影响作出了夸大，但故相王作为当时国事第一决策人，终究也是难辞其咎。
虽然有一些人出于对故相王的怜悯等感情，不太认可过于激烈的恶评。但绝大多数朝野时流也都深受恶政祸乱所害，对陈子昂的许多观点都表示支持。
朝野之间围绕于此的讨论，也直接影响到了朝廷对故相王谥号的议论，以至于太常寺都提出“戾”字这样的恶谥。不悔前过曰戾，故相王两临尊位，第一次垂拱而治、无所作为，第二次又纵容奸臣把持朝政，最终引祸于身，更连累家国，从这一点而言，“戾”字倒是能够很好的评价其人一生。
但当太常寺将这谥号奏报上来的时候，李潼却有一些犹豫。他纵容朝野舆情对故相王有所抨议，是为了统合当下的人心情势，但谥号却是需要流传后世的。
以“戾”字作为他四叔的谥号，李潼还是觉得略显刻薄。而且无论他四叔这个皇帝做得有多么不合格，终究也是他的宗家长辈，给此恶谥则就有些过犹不及了。
所以在稍作权衡之后，李潼便否定了这一谥号，责令礼官再作拟定。这一讨论便直接讨论到了九月，才终于确定下来一个谥号“愍”字。
虽然说讨论故相王谥号的氛围很热闹，但整个朝廷也不可能这么长时间一直都围绕这么一件事情来运行。过去这段时间里，随着河曲与河北两场大胜的消息快速传播，天下诸州府人事向洛阳汇聚的速度也是陡增。
整个天下州府三百余个，八月的时候抵达洛阳的诸州府朝集使不过只有六十多个，诸羁縻外藩使臣则就更少。
当然也不能说所有的州府都是存心拖延，不承认朝廷的权威，毕竟消息的传递以及人员的往来也需要一定的时间。而且过去这整个上半年里，两京之间局势变化实在是太快了，让人目不暇接，甚至都远远超过了以朝局诡谲多变而著称的武周时期。
但也不得不说，两场战事的胜利对于朝廷权威的重新建立是有着至关重要的左右。有的州府虽然早早派出了朝集使，但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而行程不快、滞留于途。
可是当朝廷接连战胜外寇的消息沿驿路向四方传播出去后，包括洛阳朝中百官于应天门已经开始劝进扶策，众多滞留于道途的朝集使们便再也不敢拖延，不管有着怎样的困扰，纷纷快马加鞭、昼夜兼程的驰驿而行，务求要用最快的速度抵达都畿。
所以时入九月之后，诸州朝集使们几乎尽数抵达了都畿，包括距离天中最为偏远的西域以及交州等地。还有就是众多的蕃胡使者们，甚至就连吐蕃都派出了使臣。
这当中值得一说的是吐蕃方面派来的使者分为两路，其中一路是来自其王城逻娑城，另一路则来自于海西吐谷浑故王城伏俟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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