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问的第六个问题是，报告说，责成黄长省人民政府向国务院作出深刻检查。为什么只是省政府作出深刻检查呢？为什么没有省委呢？难道省委就没有责任了吗？刚才不是说了吗？党政应该同责啊，在某种情况下，党委的责任还应该大一些啊。”我说。
“你在省机关呆了那么长时间，是白呆了的啊。你要认真读报告啊，我怀疑你没有用心读。”我的大学同学、在国务院办公厅工作的、凌河大桥垮塌事故调查组成员杨明亮说。
“怎么白呆啊？怎么没用心读啊？”
“说你还不服气，你看清楚了没有啊？是国务院的调查报告，不是党中央的。如果是党中央的调查报告，才可以让省委作出深刻检查啊，怎么你连这么一点常识都没有啊。说你在省机关白呆了那么长时间，你还不服气。”
“正因为我过去在省里工作过，我才知道，国务院布置的工作，省委也是高度重视，认认真真抓贯彻落实的啊。”
“省委认认真真抓贯彻落实是一回事，写在书面报告里又是一回事，两者不能混为一谈。”杨明亮说。
“你的意思是，国务院没有权利批评省委？”我问。
“应该有权利。”
“堂堂国务院官员，你怎么说话模棱两可啊？请你明确告诉我，到底是有？还是没有？”
“我觉得，应该有。”
“还是模棱两可啊，看来，你自己也拿不准啊。”
“有。”杨明亮说。
“既然按你说的，国务院有权利批评省委，那为什么不在报告里明说呢？”我问。
“书面用语，还是谨慎一点为好。”
“那省委的责任呢？我不是对省委有意见，我是就事论事。”我说。
“在黄长省的管辖范围内，发生这么重大的事故，省委当然有责任啊，而且要承担重大责任。党中央要求更严，省委要痛定思痛，要向党中央作出更加深刻的检查。只不过这部分内容，超出了我们调查报告的范围，我们没有写在报告里面。”
“我问的第七个问题是，从事故发生到现在，已经四个多月了，为什么拖得这么久？”
“不知道内情的人，都觉得我们办事拖拉，一份报告就花了这么长时间。可置身其中的我们，酸甜苦辣，寝食难安，就一言难尽了。”杨明亮说。
“怎么一言难尽啊？”我问。
“首先是在大桥垮塌主要原因的认定上，就耗费了我们大量的时间。可以毫不隐晦地说，凌河大桥建设的全过程，我们共同的感觉就是两个字，稀乱。我们请的各方面专家，看法也不尽一致。为了统一认识，我们开了多次分析会，就是达不到共识。”杨明亮说。
“社会上，有人经常吐槽专家，对专家有些不屑。但就我们请的专家来说，都是在全国有影响力、有权威的，有的还是有国际声望的。实事求是地说，还是很尽职尽责的，说的也是头头是道，条条在理。”杨明亮说。
“可令人伤脑筋的是，他们的看法不一致。还互相不服气，各持己见，争得面红耳赤。有时好端端的分析会，弄得不欢而散。”杨明亮说。
“你们顶级单位召开分析会，还弄得不欢而散啊？”
“是啊，别以为在金字塔塔尖，就风平浪静，一帆风顺，一切安好。”
“那你们是怎么处理这些专家们的意见呢？”我问。
“我们毕竟不是专业人员，是非曲直我们不好判断，不敢妄下论断。不过，我们充分发挥了我们的智力。”
“什么智力啊？”
“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说出来不怕你笑话，我们采取的是最原始的办法，解决了最棘手、最复杂的问题。”杨明亮说。
“什么办法啊？”我问。
“我们把专家说的大桥垮塌的各种原因，一一列出来。分别召开了三次专家分析会，请了不同的专家对大桥垮塌原因进行会诊。我们像发选票一样，让专家对大桥垮塌的原因进行打勾。说好听一点，就是由专家无记名投票。”
“这管用吗？”
“不管管不管用，我们最后采用的就是专家投票最多的那个原因，就是我们公布的这个原因。”杨明亮说。
“好有意思啊。”
“专家们引经据典，都说的有道理，我们又不懂，只好采用这种办法了。对各方面，我们也好有个交待，也说得过去。”
“有意思，有意思。”我说。
“你别笑我们，我是看在我们是同学的份上，我才实话实说。”
“你们时间拖得这么久，还有别的原因吗？”我问。
“我们时间拖长的第二个原因，就是在单位人员责任的认定上。单位的责任很好判定，按照工作职责可以很好地判定出来。但对具体的个人责任方面，耗费了我们大量的时间。”杨明亮说。
“譬如说，需要承担责任的单位，有主要领导，分管领导，各部处室，各科室，各班组，具体的人，我们本着绝不漏掉一人的原则，都要仔细地一一甄别，一一分清责任。这个工作量，出奇地大。一晃就一星期，时间耗得很多。”杨明亮说。
“还有什么原因呢？”我问。
“有啊，第三个原因，就是责任追究到哪一级？”杨明亮说。
“这是什么意思？”我问。
“党中央、国务院的态度非常坚决，就是追到哪一级就是哪一级，上不封顶，下不保底。”杨明亮说。
“这很好啊，旗帜鲜明啊。”
“说是这么好说，可执行起来很有难度啊。”
“什么难度啊？”
“往下追还好说，往上追就不好说了。”
“怎么不好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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