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就是装那个什么吗？有什么大不了的。”詹淑啸不以为然的说道，“洋人来咱们这里传教，弄得到处都是教堂，我看和民间的跳大神其实也没有什么区别。”
这就是华夏共和国内务部队统领对洋教的认识，让孙纲的心里又多了一层忧虑。
“这一次咱们的目的是为了不让民教双方矛盾激化，给外国造成军事干涉的借口，别忘了传教士都是受外国公使保护的，”孙纲说道，“我们现在不能和外国打仗，不能让老百姓盲目排外，也不能让那些无赖教民狗仗人势逼得百姓走投无路揭竿而起，结果到时候玉石俱焚。这一点你们一定要注意，我不是在和你们开玩笑，一定要找最可靠的人来办这件事，而且绝不能外传。”
厚泽和詹淑啸齐声答道。但他们走出屋子后，孙纲仍然能听见他们俩的偷笑声。
“但愿这戏别演过头了。”孙纲叹息了一声。
在处理完了手头的公务，把一些事情向黄兴交待了一下之后，孙纲离开了军务部，来到了他根本不常来的司法部，询问了一下最近各省生的“教案”。
现任华夏共和国司法部长的赵舒翘（前清时的刑部尚书）和副部长何启（曾是孙文的老师，和李鸿章有多年交往）很奇怪一直主管军务的孙纲怎么突然关心起“教案”来了，孙纲告诉了他们自己担心“民教相仇”一旦激化酿成巨变将导致天下大乱的局面，危及国家安全。他想要提前做好防范工作，赵舒翘和何启听后告诉孙纲，他们这些天也对此极为担心，因为自打华夏共和国成立后，满清王朝遗留下来的这个要命的“遗产”所造成的恶劣影响，已经越来越大了。
赵舒翘对孙纲说，华夏共和国立国之初。在国家政权交迭之时，各省的“教案”便有增多的趋势，这些案件的情形复杂。大体上不外乎有三种。
第一种，属于教民仗势欺压良善的，象山东泰安生地这类，“今岁立国之初，即有乡民抢教，牵连数府，到处响应。其事虽出于乡民之太过。其根实由于教民之太横，以平素本不安分之人，一入教中，便思寻仇报复，父兄亦可控告，邻里视同寇仇，欠债不还，转思反控。差徭不应，派累平民，每遇词讼，诚如宪谕，地方官畏之如虎，明知教民不是，反责押乡民。甚至教士为教民包揽词讼，该教民并不递诉状，但凭教士函片，即签票传人，差役之需索骚扰。片纸下乡，中业倾产，曲直未判，真伪未分，而良民已受无穷之累。且有因调处教案而讹索多端，复令乡民作乐放炮，叩求设席，以求了结。”这一类案子因为中国的地方官员畏于教会势力，一味“袒教抑民”，百姓失去了国家公权力的保护。开始采用激烈地暴力手段进行反抗。属于民愤极大的一类。
上次孙纲碰到的“民妇路边鸣冤”就是这种案子。还有象四川教案教士、教民横行、奸污妇女致死，而当地传教士竟予以支持等及湖北教案教士拐卖儿童。枪击家长致死的案例。
第二种，则是因为基督教会有着很强的“排他性”，在传教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和当地民众的礼法习俗生冲突产生地案例（这主要是因为当年基督教的传教士们尤其喜欢借着西方列强的威风，以集体洗礼，打压别教作为对主的“奉献”），象最近生的贵州教案，就是法国传教士鼓动教民捣乱当地民众的传统习俗祭龙神，民众纷纷前往教堂与教民理论。教民则四处“扬言必须将控争之人按名拿究，方肯干休”，并施放洋枪，最终引起械斗的案例。
中国作为一个极度重视传统的社会，儒家思想一直占据着社会文化地主流，而其他的传统风俗习惯及佛、道、神巫等宗教和文化相互掺杂，由此形成了一个“弱势平衡”。外国教会的贸然闯入，打破了这样一种“弱势平衡”，其引的后果是很严重的。正如一些外国传教士自己也说：“所有的中国人，只要他们违背了他们国家的传统宗教习惯，特别是祖先崇拜，即将被认为是对祖国地背叛和对祖宗的忘恩负义。”
象不久前生在山东的信教妇女在家颂经，被其夫得知后逼杀的案例，也属于这一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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