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在孙纲在后世也是极为推崇黄家驹地歌的，对“粤语”并不感觉陌生。也没有因此取笑梁启的意思。孙文给他们俩又介绍了一番，孙纲就迫不及待的和梁启攀谈了起来。遇到孙纲听不明白的，梁夫人李蕙仙就给他“翻译”过来，使得这番谈话别有一番风味。
从梁启的话里，孙纲才知道，梁启没有能和老师康有为一道参与新政，和他这个官话说得不好有莫大的关系。
梁启十二岁考中秀才，十七岁中举人，十八岁就学于康有为，“天下誉为神童”，二十四岁时筹办《时务报》，为总编述，表过《变法通议》等著名文章，名噪天下，二十五岁时担任湖南时务学堂总教习，并参与创建了旨在解放中国女子的女子学堂和“不缠足会”（这个可是令中国很多有“恶趣味”的男人大为恼火的），因为他地文章切中时弊，言辞恳切，激动人心，是以影响力极大，他的名字也为光绪皇帝所知，光绪皇帝特意在皇宫召见了他，但因为梁启官话说得不好，和光绪皇帝之间难以交流，结果光绪皇帝有些失望，召见结束后只赏了梁启一个六品的京师大学堂（应该是现在的北大前身）译书局总办的小官，是以梁启未能全部参与到变法当中去，这件事也给了梁启很大的刺激，他下决心要学好官话，所以一有空就让妻子教他。
前些日子他一直没有立刻去孙纲处求见，这个官话说得不好的原因，在里面其实也占了很大的比重。
梁启的妻子李蕙仙是梁启中举时的主考官李端地堂妹，李端爱其年少有才，所以有此嫁妹之举，李蕙仙年纪比梁启大四岁，又出身官宦之家，但因为爱慕梁启的才华和学识，并没有嫌弃他的家境贫寒，是以两人婚后十分恩爱，孙纲从她给他当“翻译”的神情就能看出来。
孙纲和梁启地话题不自觉的就转到了眼下正在进行的“维新变法”身上，据梁启说的，目前变法的阻力已经越来越大，他们维新派内部也出现了众多的分歧，比如说另一位维新派骨干王照劝康有为把变法的“桂冠”送给慈禧太后，“若奉之以主张变法之名，使得公然出头，则皇上之志可由屈而得伸，久而顽固大臣皆无能为也”，对此康有为坚决反对，说慈禧是“老朽不可造就之物。”结果和王照大吵了一场，弄得不欢而散。
另外，康有为的一系列激进“变法”措施已经引起了大规模地反对浪潮，可他仍然不知道变通，一个劲地“硬碰硬”，连他地弟弟康广仁都批评他，说他“规模太过、志气太锐、包揽太多、同志太孤、举动太大”，但康有为不为所动，仍然“我行我素”，可以说“勇气可嘉”，但越这样下去，“变法”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小了。
从梁启地话里，孙纲还了解到，康有为目前的权力也很有限，他只是个军机章京，另外权力较大，负责替光绪皇帝起草诏书的“军机四卿”中，只有谭嗣同和林旭同他来往较为密切，但谭嗣同和林旭是属于比较激进的一派，一直希望能够开立议院，但这正是康有为所坚决反对的，所以他们的关系并不好，康有为有一次甚至忍不住在背后向梁启牢骚，说谭嗣同、林旭二人的相貌举止，都不像开过功臣的样子！
康有为是这么说的，“今兹维新，关中国四千年大局，负荷非常，而二者起布衣而骤相，恐大祸将至矣。昔何晏、邓执政，而管公明谓其鬼幽鬼躁，必及于难。吾今俱矣。”
听了这些，孙纲的眼珠子差点没掉出来。
康有为的这番话可是让孙纲着实开了回眼。
梁启和孙纲说这些，一方面是没有把孙纲当外人，显示了他性格当中率直真诚的一面，另一方面，梁启也或多或少的表达了对自己授业恩师的不满。
康有为居然把自己“一个阵营”里的同志都这么比方，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
三国时依附曹爽被司马昭杀掉的浮薄文人何晏、邓能和锐意变法救国的“戊戌六君子”当中的谭嗣同、林旭相比么？
从梁启的话里，孙纲知道了太多太多的不为世人所知的东西了。
另外，据梁启说，“军机四卿”的其他两人杨锐和刘光第同康有为并不熟悉，刘光第也只和康有为谈过一次，说不上有什么深交。倒是康有为一直不屑与之往来的李鸿章对变法的助力极大，京师大学堂的建立和这次的“裁撤冗衙冗员”，就得到了李鸿章的大力支持。
由于反对声浪过高，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专门召见李鸿章等枢臣“面议”此事，在孙毓汶徐用仪等人都不肯说话的情况下，李鸿章引经据典，强调了精简机构对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性，并拿出了他经过深思熟虑的“并裁”方案，就是在现在的基础上尽量合并一些不太重要的衙门，不用一下子大量裁员，而是对可能参加“并裁”的官员们进行考核，“选优汰劣”，尽量在这些官员们的能力范围内予以适当安置，这样，既精简了机构，节省了国家开支，又不会造成太大的震荡。
李鸿章弄的这个“并裁”方案其实有些类似于后世的“末位淘汰”和“竞聘上岗”的意思在里面，应该说是一个目前切实可行的办法。